台州市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探索，已使许多遭遇了不幸的被害人及其家庭“燃起了向死而生的希望”。据3月28日《浙江法制报》报道，自去年8月开始实施相关救助制度，到今年3月20日，救助款已达181万元。
　　这不仅从精神上抚慰了被害人及其家属，还使他们获得了摆脱困境乃至于绝境的保障。它显示的是司法的正义，落实的是司法的和谐。
　　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，在被害人或其家属提出附带民事诉讼，法院作出支持赔偿的判决后，罪犯表示愿意赔偿，实则无力赔偿，致使这样的“愿意”往往是“口惠而实不至”，最终也使法院判决成为“法律白条”。这对被害人及其家庭来说，实在太过残忍。
　　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说：“如果没有对困难群众、困难群体特殊的制度保护，法庭就容易变成诉讼技巧的竞技场，强者和弱者在形式正义面前会很难获得实质正义的平衡，这绝对有违我们的初衷。”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台州探索的这样一种司法救助，正是从解决“法律白条”入手，来体现司法正义、落实司法和谐。
　　进一步来讲，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显示了国家在法治责任承担上的和谐。为什么明明是罪犯令被害人及其家庭受损，却要国家来补偿？显然，在这里，并不仅仅是因为国家对被害人具有一种抽象的人道救护责任，其根本原因在于，从法治角度看，维护社会治安、预防和打击犯罪、保障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不受非法侵害，是国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。因此，如果公民受到各种非法伤害，就不能只看作是具体某个罪犯的过错。这种背景下，一旦罪犯无法进行赔偿，国家出面予以补偿，对被害人及其家庭的损失担起责任，自然就成为司法和谐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　　所以，无论从哪方面说，推行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，国家必须“在场”。
　　如果我们再拓宽视野，实际上，司法救助也是社会主义救助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因此，要实现司法和谐，我们不仅要建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，还要关注困难群众的司法需求，完善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缓、减、免交诉讼费的具体条件与标准，积极采取缓、减、免交诉讼费的措施，确保符合救助条件的困难群众打得起官司。这样，才会使司法和谐惠及更广大的群体。